文/王勤伯

2003年我剛到歐洲的時候，對租房的法律法規(guī)毫無概念。離開中國以前，我在北京租住的一套小公寓，合同僅僅涉及月租金額。在搬走前，很簡單地通知房東，把鑰匙交還給他，然后就一切OK了。

在意大利最初一段時間，我們住在米蘭城的華僑家里。2005年，我在圣西羅體育場附近找到一個小公寓，當時房東剛剛掛出租房告示，我碰巧路過，就這樣談定了。也是這時候我才知道，意大利最正式的租房合同是4+4合同。

實際一簽幾乎就是8年。在這段時間里，除非房東能夠拿出具備不可抗力的理由，例如不幸失去本城其他住所，家中添丁(子女畢業(yè))需要住房，否則沒有中斷合同的可能性。租金會隨著國家統(tǒng)計局公布的通脹指數(shù)上調，但不是房東可以隨意決定的。

剛好在這一年，我去德國采訪聯(lián)合會杯，從一份華人報紙上讀到了一位法學博士的文章。他解讀了德國的租房法律，和意大利的基本相似。文章開篇就談到，德國憲法規(guī)定，德國是一個社會國家，德國的租房、勞工等方面的法律一個基本出發(fā)點是：房東和雇主一樣，代表的是資本，資本在租客、雇員面前具備不平等的先天優(yōu)勢，因此法律有義務平衡這種先天不平等關系，對資本的約束多于對個人的約束。

在4+4租房合同中，房客如果想要提前終止合同，只需要按照約定的時間(3-6個月)提前通知房東即可，而房東卻沒有同樣的權利。在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系上，歐洲也存在同樣的法律傾斜，雇主并不對雇員擁有恣意的生殺大權。

在那個年代(現(xiàn)在其實也是一樣)，中文媒體對西歐足球的勞資關系極少進行深入研究和解讀，中國足球俱樂部和球員之間仍然是“包身工”關系，俱樂部和球員合同1年1簽，球員在新的一年能得到怎樣的收入，看自己表現(xiàn)，也看老板臉色，到合同到期以后，球員不能自由身離開。

像意大利足球代表球員群體和俱樂部進行談判的“球員工會”，以及“球員工會”與代表資方的俱樂部“職業(yè)聯(lián)盟”簽定的“集體合同”，在當時的中國足球也是不存在的。

這樣的研究往往讓中文足球記者望而卻步，因為他們首先不明白歐洲法律的基本精神，甚至有人把足壇的法律法規(guī)都視作是足協(xié)下發(fā)的文件。對我來說，除了自己抱有鉆研愿望，同時也有機緣巧合，例如從在德國讀到的那篇文章獲得的重要出發(fā)點。時間久遠，我已經(jīng)忘記了那個法律博士的名字，無從表達感謝，但這就是寫作的力量和閱讀的奇妙，幫助你和你幫助的人，既陌生又在意料之外。

少年兒童(或者死忠球迷)喜愛的足球故事情節(jié)，常常建立在忠誠與熱愛壓倒一切權益的倫理基礎上。而實際生活中，球員和俱樂部之間的勞資矛盾總是存在，有時候甚至無比尖銳。

資本在人的面前，到底有哪些恣意妄為的可能？

恰恰是由于法規(guī)的預防作用，我們往往不容易看到資本的本來面目。但只要給出半點空間，資方絕對不會放棄機會。

讓我們看看最近備受關注的意甲前鋒大騰挪，米利克從那不勒斯去羅馬、哲科從羅馬去尤文圖斯。原本被認為只剩體檢程序的轉會，卻沒有在意甲賽季開戰(zhàn)之前發(fā)生。

無論是羅馬和那不勒斯，還是尤文圖斯和羅馬，都已經(jīng)就球員轉會細節(jié)達成了協(xié)議，從轉會金額到付款方式。然而事情卻在米利克乘坐私人飛機去瑞士專業(yè)診所檢查膝關節(jié)以后發(fā)生了逆轉。意甲首輪比賽時，米利克暫時還呆在自己位于那不勒斯海邊的家中，既沒有隨那不勒斯去帕爾馬客場，也不肯定本賽季就會身披羅馬球衣。哲科轉會尤文也因此擱置。

這是因為那不勒斯老板德勞倫蒂斯采取了很多意甲老板慣常的操作，扣下了轉會市場關閉之前2個月的球員薪水，也就是7月和8月的薪水。由于俱樂部同樣可能成為例如贊助商、轉播商欠費的受害者，所以規(guī)則給了俱樂部這樣的寬限，只要那不勒斯在9月30日之前發(fā)放此前2個月的欠薪，都不構成違規(guī)。

但德勞倫蒂斯等意甲主席非常喜歡利用這樣的規(guī)則漏洞，如果球員急于轉會去了一個薪水更高的地方，他們就會借此機會提出讓球員放棄最后2個月的薪水。

這樣的操作當然有違契約精神，一個人怎么可以付出一個月的勞動卻沒有領到薪水，對于職業(yè)生涯只有那么十幾年的足球運動員來說，每個月的勞動都是珍貴的。

然而既然規(guī)則存在漏洞，資本就不可能不去鉆營。德勞倫蒂斯這樣做，洛蒂托也這樣做，很多俱樂部主席都這樣做。今年德勞倫蒂斯已經(jīng)在巴西球員阿蘭身上得逞了，為了加盟埃弗頓，阿蘭確實簽字放棄了拖欠的月薪。

巴西球員總體來說性情比較溫和，不愛為一口氣跟人干到底，埃弗頓提供的薪水不菲，為了盡快投奔恩師安切洛蒂，阿蘭沒有太多猶豫。

但米利克是個做事一板一眼的人，在他看來，德勞倫蒂斯的做法就是存心勒索，和那不勒斯當?shù)氐暮谑贮h沒有區(qū)別，盡管加盟羅馬意味著他的收入從稅后250萬漲到450萬，但他為什么要對無賴操作屈服？

很多人喜歡談論某個老板人好，某個老板格外慷慨，某個老板又如何吝嗇。這種討論忽略的基本事實是：如果資本不受規(guī)則限制，它會輕易地凌駕于所有人。

在蘇亞雷斯和巴塞羅那的糾紛中，曾有一種說法是，如果巴塞羅那給烏拉圭前鋒補足了他和尤文圖斯合同金額的差價，蘇亞雷斯就應該接受轉會。這種想法體現(xiàn)的是對上述歐洲法律基本精神的不了解。如果認為補足工資差價蘇亞雷斯就必須接受轉會，恰恰是一種潛在的人販子思維，認為資本可以對人為所欲為。

同樣的話題在意大利足壇的勞資關系中有過一次激烈討論。當時洛蒂托擔任職業(yè)聯(lián)盟代表，和托馬西為代表的球員工會談判新的“集體合同”。洛蒂托提出的一個條款：如果保證同等收入，球員不能拒絕轉會。

洛蒂托的想法是，他在拉齊奧之外還有意乙俱樂部薩勒尼塔納，哪個球員他不想要，就送去薩勒尼塔納，繼續(xù)支付原工資。球員深知只要踢意乙就意味著自己從此掉價，因此可能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條件轉會去其他意甲俱樂部。

這個條款當然是被球員工會堅決拒絕了。就算收入一致而且是同級別聯(lián)賽俱樂部，球員每次轉會涉及到的因素非常之多，例如自己的轉會到底意味著形象升值還是貶值，家人是否會喜歡新目的地，如果球員沒有拒絕的權利，世界上完全可能出現(xiàn)專業(yè)惡心球員的小俱樂部，負責為大俱樂部消化掉不喜歡的球員，最終讓他們放棄原合同規(guī)定的收入轉投別處。

對于蘇亞雷斯來說，巴塞羅那希望把他掃地出門，并不尊重原合同，幾乎等于對外宣布蘇亞雷斯已經(jīng)一文不值，明示他是俱樂部成績下滑的主因。但球員的意愿并非如此，對于球員來說，俱樂部成績出問題不是一個兩個人的責任，這種補足差價掃地出門的方式，是以毀損球員個人形象的方式來推諉俱樂部管理層的罪責。

把管理層的責任推到雇員頭上，送客泄憤，也是資方常見的游戲。這是為什么烏拉圭人不會咽下這口氣，他是一條硬漢，他必須擁有自己選擇未來的權利，他需要尊重既有的合同，而不是資本的意愿。